改变改进改革才能生存

从香港媒体领域回归大马报业后，潘友来投身《中国报》，于1994年 – 1997年与2000年 – 2001年间，先后出任第7任及第9任总编辑，见证了科技变革带来采访思维、作业流程、市场策略的转型。而他身为编采部领航人，则在大时代的变动中用稳扎稳打脚步，与时并进。

“90年代初，报馆开始启动电脑打字，但仍未普及，可我预测这是必经之路。”潘友来指出，真正电脑化是一个涉及作业系统全面提升的过程，“这不仅仅是电脑打字，更重要的是，涵盖整个新闻编采作业流程，从记者采访打稿到发稿、编辑排版，直到最后的出版环节。”

在他看来，这项科技转型不但改变了新闻作业流程，更要求从业人员在思维上作转型和改变。他随即提到一个环节，那就是记者不再需要依赖校对，“在这以前，记者手写稿件，经由主任发稿后，交给打字部打字，再交由校对组同事检查。”

“电脑化后，记者必须自个承担起确保稿件无误的责任，意味着他们要兼顾校对工作。”他认为，这种突破校对的要求，是对思维上一个莫大挑战。另一个则是编辑与制作部门的变革，“电脑化使得许多传统部门消失，例如：打字部、排版部。”

“传统上，编辑的日常作业是画版，然后将版样交给打字部，再由排版部（俗称“黏版”）依样粘贴调整。自电脑化后，编辑本身自动完成排版任务。”这环环相扣的变革，使得新闻制作流程更为紧凑。

言及于此，他提起其中一件关键性国际新闻，那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挟持客机冲撞大楼突发新闻。在获悉恐袭发生后，他与同事们立即返回办公室抢新闻，“我们连夜改版，利用电视（如CNN）和外电信息，处理照片和文字。”

他说，由于作业流程已电脑化，对于文字上的改动，他们可以守到最后的15分钟才完成处理和出片，“整个团队充满干劲，高度默契地合作，争取在最后一刻拿到资料。”电脑化无疑加速了信息的传送，这不仅仅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亦然。

“虽然早期记者在外采访时，还没有笔记型电脑，可能需要用公共电话报告最新讯息，让报馆内的同事抄录资料处理稿件。 “随着手机开始普遍运用，加速了新闻传送，尤其对于突发事件的采访帮助巨大 ，一旦稿件打好，后方可以很快处理，传送信息，并进行版面准备。 ”

他忆及自己对于时间的掌控有着严厉要求，“时间对报纸制作而言，非常重要，我会紧盯时间，甚至站在处理封面版同事的身边监督。 ”他曾因严格追赶时间而让年轻编辑感到极大压力，甚至导致有人哭泣，但他认为，这种对时间的精确掌握，是新闻工作者理应要有的态度。

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从市场战略来看，他提到《中国报》晚报市场的扩展。本报的晚报市场始于90年代初，而他的第一任期内，总社以外据点设厂的计划，几乎完成，“包括在霹雳怡保（1994年）、槟城北海（1995年）和柔佛新山（1996年）设厂。”

他认为，这项扩展正是得益于电脑化，使得版面可以即时进行电子传送至各地印刷厂，从而配合晚报的时效性需求，进一步成功占领市场。时代的脚步总是不等人，尤其是站在当代前沿的媒体工作者，在经历了全面电脑化后，下一个迎来的大浪潮是数位化时代。

尽管90年代的互联网尚不普及，但《中国报》及早就开始探索网络媒体，潘友来在二度回任总编辑之后，便着手推动本报的新闻网，“当时，我们的宣传口号是‘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旨在保持与时代并进，不落后于时代。”

然而，不论是电脑化还是数码化时代，他强调，华文报的所有这些变革都建立在稳固华文教育支持基础，以及报纸中立报导真相的底线原则上。他指出，大马华文教育是特殊情况，所有华文报都会给予有力配合、支持，这也是维系读者来源和传承薪火的基本精神。

新闻过五关确保可信度

“此外，报章跟着大时代前进之际，新闻底线是报导真实和秉持中立。”他常常提醒编采部必须要有不同角度、不同策划来做新闻，而新闻必须具备影响和意义，“一则新闻可能人人都会有，但你的新闻要表达什么，或者带来什么影响，怎么让新闻比较完整呈现，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报纸必须不断进行改变、改进、改革，才能生存和发展市场。这种对变革的追求深受他过去身处在香港这个高度竞争社会的影响，“那一段在《亚洲周刊》上班的岁月，期间的经历对我个人思想上的冲击最大，也让我深切意识到，必须要有改变才能生存。

时至今日，面对社交媒体与自媒体时代来临，他说，传统媒体因长期累积的公信基础，仍被视为重要的资讯来源。“传统报纸在出版之前，必须经过至少五道关卡，即是采访求证、主任审稿、编辑主任审稿、编辑编排、最后签版，这层层把关过程，确保了新闻的可靠性。 ”他举例说，很多人在社交媒体看到惊人新闻，都会想到要去传统报纸的网站求证一番。

“传统媒体的严谨制作流程，是无法被完全取代的价值所在。 ”在他看来，纸本报纸作为一种输送管道可能会消失，但新闻一定会有人做、有人要看。所以，他深信新闻工作者一定会存在，而新闻工作本质，则必须保存以上五关，才能确保新闻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