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却也是压力最大的年代

在大马华文报业竞争最激烈的“黄金时代”，庄宗南走马上任当上了《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见证了报业从各据一方到面临数码转型前夕的辉煌。这一回，他以老总的第一视角，畅聊那些年单打独斗的报业脉动、拼尽全力的本报文化、领先同业的编务创新、跨部门的编业合作以及印刷时程的严格控管。

庄宗南是于2002年至2006年初出任《中国报》总编辑，他声称，这段四年的老总任期，正是本报报份最辉煌，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刻，“那几年是大马华文报业，处于竞争最白热化的时期，报馆之间处于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状态。”

他忆述，自2001年发生《中国报》与《南洋商报》收购事件后，直至2008年“世华媒体”才成形，因此，在实际运作上，各报仍展现出自主竞争局势，那是一个多媒体尚未成熟的年代，“虽然业界已预感到数码时代即将来临，但尚未真正运用在日常运作之中。”

那时，《中国报》夜报报份更是遥遥领先群伦，“每当晚报出版时，报摊都有读者在等候购买报纸。”他认为，本报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中仍站稳脚步，很大程度归功于延续自1986年周宝振家族时代的工作文化，“就一个‘拼’字。”

他口中所说的是拼尽全力精神，哪怕到了千禧年代前后，同事们仍有着强烈共同目标，“我们始终向中文报报份第一作全力冲击。”这种要赢的思维落实在日常工作中，他仍记得，每当晚报出版后，各组主管都会第一时间对比各报新闻，确认自己在哪些报导上胜过或落后对手。

“这种内部自省文化让《中国报》在社会新闻与接地气的报导上始终保持领先。”从校对、助编、编辑主任等出身的他，在当上老总后，其编务方针自成一套，兼具实务上的内容与编务创新。

他认为，编辑应具备掌握版面平衡，以及新闻优先排序的编排能力。他推行一系列编务手法的变化，信手拈来就有双头条与封面设计，“当发生重大事件时，我们会采用套报方式，在正常报纸外加一张四版或八版的针对性报导，形成双头条的视觉冲击。”

同时，他主张封面应具备吸睛力，也曾将横排大标改为直题，甚至大胆地从报耳开始垂直排列下来，突出视觉亮点，让读者耳目一新。他还曾不惜用半版乃至全版刊登一张大照片，配上大标题来突显重大新闻。在当时来说，这是领先同业的非一般举措，“甚至有人会跟风。”

他也坚持保留传承下来的C封底画页特色，并经常鼓励编采部同事在上、下班途中充当耳目，观察四周民生问题，再收集全国同类型事件，并制成画页主题，借此引起当局关注。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走到哪里都耳听八方、眼观四方。

画页于他不仅讲究美学，更具社会监督功能。与此同时，他在内部设立类似新闻奖的竞赛，从而提升编辑素质。 “每三个月评选一次优质版面，并由报馆出钱给予奖励，激励编辑同事精益求精，进而保持报纸的水平。”

为贴近读者需求，他也在任内推出随报附送的《足球报》，这份小开本周刊特别集中火力报导世界各大足球联赛。虽然增加纸张意味成本增加，但在当时报馆盈利丰厚背景下，这被视为一项值得的投资，“这是一种附加价值，自然吸引大量读者。”

他也从世界报业大会中学到“编业合一”观念，打破传统上编辑部与广告部壁垒分明的局面。他引进文宣概念，将商家需求转化为新闻式的广告，“只要符合报馆利益，且不损害新闻原则，以新闻方式呈现广告，能让读者更易接受。”这也是本报在编务与业务上的重要尝新。

无论怎么变变变，前线同事的采编任务，必须抢各报之先送抵读者面前，才算大功告成。为此，他对报纸印刷时间的控管极为严厉，“这是夜报胜负的关键。”这个老总会亲自到印刷厂房监控流程，“在签完最后一个版后，我就走到晒版部，看看相关同事有没有及时处理。”

“接着跟到机房看装版。”他要求印刷机务必在下午5点准时开机，而编辑部有个白板用来记录每天的印刷时间，哪怕迟印五分钟，他也要编辑部同事关注。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前面打拼的努力，不会因为最后的延误而前功尽废。”

回首那一段当老总的岁月， 他对《中国报》的使命感在于赋予报纸新生命，而非墨守成规。他有感而言道，在团队高度凝聚力氛围下，他得以立足于前辈们共筑的平台，再以自身手法继续出发，让《中国报》不断攀向更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