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友来
我在新闻工作上被吓过的一件事，是要我赔偿1000万令吉的官司。
1996年初，行政部交来一封律师信，指控一则新闻涉及毁谤，要求赔偿名誉损失2000万令吉；《中国报》1000万，潘友来总编辑1000万。
提告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及其总执行长，代表方是知名的拿督级律师，可说来势汹汹。平日里，报馆接到律师信也是常有的事，有的就是一个动作，提出巨额索偿，以阻吓报馆，休得报导发信人认为不利的新闻。
我们这回被指涉及毁谤的新闻，讲述上市公司收购案引起的股权纷争，以及最后达致和解的过程。我方强调“所刊登文字，是对涉及公众利益的事项作出中肯的评论”，内容据实报导。
最后庭外和解
法庭上双方律师唇枪舌剑，法庭外我有进一步的了解，争议点包括新闻的标题字眼。原本版面的内容是说股权诉讼达致和解，相关的四造松了口气，标题写道：某某公司逃过破产厄运“。结果，“逃过破产厄运“被放大，指说为恶意影射诉方，面对“破产厄运”，财务面对问题 …
这场诉讼引起广泛关注与议论。环顾涉及新闻而兴讼的案例中，要求2000万令吉赔偿，当时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高的索偿额。法官的裁决，可能将是标志性判例。不过，案件最终是以庭外和解落幕。
马来西亚媒体业在90年代，面对一场“巨额索偿”的考验。政界及商人物动辄入禀法庭，提告诽谤巨额索偿。较后期的1999年间，企业家陈志远兴讼，向经济学者佐摩、《亚洲华尔街日报》相关四造，要求赔偿名誉损失2亿5000万令吉。在野党领袖林吉祥也在同年起诉《马来西亚前锋报》及另三造毁谤，索偿高达10亿。
媒体研究学者庄迪澎，探讨了新闻工作者遭受巨额诉讼欺压的日子。他在著作《强势首相VS弱势媒体》一书中，写道“从1994年《马来西亚工业》杂志一案开始，至今（1999）已有超过88宗诽谤诉讼入禀法院，索偿额合计高达马币72亿元”。
值得从中学习
回顾这场2000万诉讼，给我留下深刻印记。过程中有几个重点事项，我认为是应该记取与学习的。
首先是长期有所警惕的新闻敏感，即：处理新闻及新闻标题的用字。我相信编辑已经用尽心思处理，不想还是被人在鸡蛋里挑骨头；例如标题“逃过破产厄运”，就被翻转过来玩弄，指说影射公司处于“破产厄运”，对当事人带来连环破坏 …
另一方面，也给我自己做了个提醒。如果总编辑在新闻诉讼中，被判需要赔偿，莫说1000万，即使是10万或20万，都是难于承受的重。又或者说总编辑离职了，或是主雇翻脸走人了，案件才被裁决需要赔偿，谁保证雇主会来承担赔偿款额呢？
道义上来说，雇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却是没有法律依据或约束的一个假设。摊开说明一点，聘用信或雇佣合同，还真的没有注明这个责任，谁来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