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友来
内政部每天留意报纸的内容，尤其注意评论文章。《中国报》在这方面相对比较活跃、有胆，坊间不平或愤慨，《中国报》评论人常有评议。遂有涉事长官伺机施压，惯用的伎俩就是冠以“煽动民众情绪”，“破坏政府威望”。
我因此也常进出内政部，名为接受长官劝导或交流。我对长官所作指控或施压，先自扛下过滤一番，才适当地知会被点名的评论人。
有一回，我又应约见官去，同业间通常是说，又去喝咖啡。这回难得有人同行，就是知名评论人杨白杨。他在专栏文章中，点名批评新闻部长莫哈末拉末，对烟霾灾难处理不当，痛斥印尼任由烟霾危害邻国。
当时人民饱受烟霾祸害，怨气冲天，有人批评正好出一口气。但内政部官员却为此事召见总编辑，杨白杨愤愤不平，要一起前往内政部说个明白。
大家见面时倒也客客气气，我觉得官员只是在执行工作，相信是部长人马有提告了，所以就需要处理处理做个交代。这是常有的事。我的经验中，大多数写评论的人，坚持自己文章的观点与立场，不屑理会官员意见，谢绝“洗脑”交流。
杨白杨理直气壮，不断追问，人民在受苦、国家在受难，提出批评怎么就有问题了？现场官员这回没什么责难，还说政府若有做不好的地方，是可以批评的。“ 但是，没有必要指名道姓啊…”这么一说，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中国报》有多个广受欢迎的专栏与评论人，包括有吕公明、慕容公子、写《马鹿堂》的朱齐英等等。杨白杨每天一篇评论，读来痛快，更是《中国报》招牌评论人。他笔下横扫贪腐滥权，伸张社会不公。追打恶人、恶法，坊间尤其叫好。也因此，长期受到官方注意和追踪。
与此同时，报馆应对政府的监管压力，当然也要有一两招。其中一招是“回避法”，鼓励评论人“改名换姓“，或者换个栏名”另起炉灶”，继续前行，你奈我何。
杨百杨是最经典的事例。1987年开始在《中国报》写专栏，开开关关，笔名换了又换；内情诡异不足为外人道。杨白杨何许人也？他原名杨文波，早年是一名积极的社运分子，满腔热血，曾被吊销教师牌照。1975年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扣留，在甘文丁政治扣留营度过了2年。
摊开个人评论档案，虽说坎坷，却也可说硕果累累。且看多年来各栏详情；杨白杨笔名写《另一面》与《无关政治》、李安写《李安评论》、马明写《黑白纷鸣》、欧阳恩写《第三只眼》、胡先写《胡先论事》…这所有人都是杨文波化身，掀动朝野舆论哗然，更多的是匡正歪风、弊端，尤其常令政客坐立不安。
报纸一旦被指抵触官方条例，内政部处理的程序大致上三个层次：一是电话沟通；二是传召解释，发信警告立档：三即最后书面通牒，要报馆“解释为什么不能被吊销出版执照”。
考虑到新闻自由的国际形象，也不轻易下重锤。
新闻监管单位与报纸评论人，有如两方人马拉锯不让，见招拆招。所谓各有立场、各有观点，相对抗衡之势不会消失，却也不失有其意义。评论人敢写，还需要有报纸敢登，《中国报》提供这个平台，风大雨大还好能够坚持。
90年代中叶的此刻，人们已在讨论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必将到来。资讯满天飞，直入寻常百姓家。届时，如果监管新闻与言论仍然是必须要做的工作，那么如何做，内政部将面对极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