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友来
我怀着一份憧憬到香港，想着近距离感受中国大地，看看中国人。但是，近距离仍然是一种距离。邓小平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走了十多年，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外面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神秘国度。
我和妻子的父母亲，都是少小离家的中国人，大半世纪不曾回去。老人家对我们到香港去，其实也有一份微妙的寄托，希望知道多一点家乡故里的情景。1991年10月中，我父亲和祖母终于申请到签证，相隔60年，踏上“归途”，回去出生的地方南安探亲。
我在香港雀跃万分，准备从这里出发与家人会合探亲去。乡关千万里，几代云和月，这是何其期待的相聚，何其激动的场景。却没想到，中国入境处把我挡住了，这回拒绝给我发签证。我填报的身份是新闻从业员，相信就是这里卡住了。
乡关难越甚感失落。无论如何，在这之前走了一趟广州，看到那是一个全城、全民朴素而缺乏色彩的天地。至于乡间村落，则一无所知。只听到人们在说，海外华人回到乡下探亲，随身所带财物都会掏空而返；也许是出于一份关爱，也许是一份无奈。
这反映了一个生活困苦的年代。
我记得在广州搭出租车的经历，司机是一位中年汉，无所不谈。我们提到天安门“六四事件“抗争，他说，“我们只是想要生活得好一点”。
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均是大题目、大学问，岂是单凭站在香港这片窗口张望，就能看得明白的？加之两岸三地的政治暗流，同宗同源撕裂的悲情，外人难以解读。
大事一时无法说透，我在香港的日常却是苦乐杂陈，甚受影响。原本的一些言行想法，也起了些许转变。比如说，我认为海外华人是零散族群，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沟通与凝聚，即华文、华语。因此，从不鼓励学方言讲方言。我长期在吉隆坡工作，是一个广东话通行的城市，遇到非要讲句广东话不可的时候，我一开口的奇腔怪调，就引人爆笑不已。
香港更是完全广东话的社会。我独自生活的前六个月，晚餐几乎都是gai faan、aap faan（鸡饭、鸭饭），吃得满脸肉色，尝尽语言不通的苦果。偶尔介绍上司，竟然说成”细佬”，而不是”佬细“ … 直到我太太到来会合之后，她是半个广东人，才解了点餐叫菜的苦哈哈日子。
香港如此一个华人地区，却叫我这个华人有诸多的异样感受。初初看到警察动不动就截查同胞，感到很不自在。我的小笔记本就写到，初来两个多月，我就3次被阿Sir截住查身份、问居处、做什么工… 当地人说，因为很多内地人偷渡来港，什么事都敢做，衍生不少社会问题。
这是炎黄子孙另一面的悲情。
我通常会以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看待这一切，思考这一切。海外华人各有不同环境，各有不同思维， 许多方面差异甚大，但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一个共同认知，还是强烈有力的。
连想到海外华人漂泊的处境，我在《亚洲周刊》的工作有一件欢喜的事情；就是编辑部处理世界各地的文稿时，遇上不甚理解的地方用语或文句，都会设法追溯，解说明白以至划一用词。最终，让阅读文章的人都能接收到正确的意思。
这番心思和努力，默默地推动了华人世界的统一用词，心意相通。炎黄子孙四海为家，血脉相传，能够多一分沟通与了解，我打从心里感到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