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友来
每一个事业的发展蓝图，都需要适当的人选在适当的位置。《中国报》复刊一代的人与事，亦可书写为记；不忘创报先贤精神，更有拓展前路志向。
总编辑林通光是一面鲜明的旗帜；正义凛然的新闻工作者，为人诚恳率直，勤写文章针砭时弊。
他是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中文底蕴深厚，心系母语教育、中文报事业。
复刊时期适逢执政党决裂恶斗，风声鹤唳，一文一图受到政府严密监视。林通光审稿细心严谨，却不退缩，应对大局不曾有失。
平日工作上的接触，他平易近人，乐于提点年轻采编人员。我对老总签大版的情景印象深刻；只见大笔一挥，常令标题跃然纸上，新闻读来更为之动容。
复刊一代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当数执行总编辑黄超明。他可说操控全盘，并在王金河与吴彦华的协助下，推进前线采访工作。
黄超明思路前卫、浑身是劲，不过行事作风，有的时候过于苛刻、粗暴。同事间颇多不满，却不曾否定所取得的成绩。例如他亲身采访的揭秘木寇山系列，就为读者所津津乐道。
一人冲锋一人把关
新《中国报》定位于软性新闻，深入报道重大新闻及发掘专题大案。但是软中带硬，所刊登评论文章，常叫读者拍案叫绝；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精彩三十》专栏，论者敢说敢写、报馆敢登，许多作者正是出自黄超明的邀约。
前面一个冲锋陷阵；后面一个严关把守。一份横冲直撞的“新报纸”就这样牢牢握住方向盘，勇往直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华文报馆，少不了中文打字兼黏版部门。当我见到打字部主管时，再放心不过了。报界人士只管喊他阿都拉，实名余纪生。他在报馆字房的工作资历丰富，从捡铅字、黑手拼版的时代，转型到中文打字机、黏版工作，都是手到拿来。
七十年代我初入《建国日报》时，就跟阿都拉有过合作。他年长、我年轻，编版工作上偶尔有争论，但还算是彼此了解的。阿都拉和长期战友莫哈末、安牌，配合无间，把承包下来的后端版面制作，做得妥妥当当。
新《中国报》以彩色印刷抢得先机，但是一些设备还追不上来。比如说，彩色照片的分色技术与设备。这时候有位救星现身了；我们叫他：老李，李荣顺。他经营一家分色公司，为出版业界提供服务。
老李精神可嘉，报纸是当天赶工、当天出版，亦应付自如。副刊内容还能早做，但是进入新闻时段的彩色照片，就比较紧逼了。编辑部有时候在最后一刻才选定照片，老李就必须飞速赶回20里外的公司作分色，然后又拿着菲林冲回报馆，让黑房员工晒版，上机开印。
这一切环环相扣。
董事部给采编送笔
一天办两份报纸的工作，充满压力和挑战，尤其是事事人工操作的年代。《中国报》复刊的第一个10天，董事部给采编人员送了一对发光笔表示鼓励，附信写道：
“送你这一对笔，物轻意重。因为，这支笔能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这犹如你们所表现，在困难重重之中，锋芒四射。”
这个时期公司的待遇不算比人优厚，不过，新《中国报》势头却能许你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从吉隆坡总社到各州办事处，陆续见到新和旧的采编人员加盟，例如马六甲林思维、芙蓉梁福源。复刊一代人，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1986年中，争取到《建国日报》的核心主管庄宗南，过档相助。他加入编辑部，大大加强了在后端争分夺秒的拼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