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友来
“我们抢救报纸。”
40年前，当我接到招募的邀请时，心里是这么认为的，有一种使命在身的激情。那是1986年4月10日，资深报人林通光和黄超明，约我在吉隆坡客家饭店用餐，相邀参与复办《中国报》的事宜。
客家饭店这一餐，是我和《中国报》深厚渊源的起点。
《中国报》由于财务困难，已于1985年11月23日停刊。当时是董总主席林晃升担任董事经理，一面捍卫华文教育的鲜明旗帜。我心里寻思不定的大题目，老是绕着华文教育不能亡，华文报不能倒，华人文化不能动摇。
我原在《新通报》担任副编辑主任，上司就是总编辑林通光和执行总编辑黄超明，但他们已先离职过档《中国报》。当时有个小插曲，报老板想要女报人悄凌担任已授意给我的职位，我转身就走。后来一番沟通与调解，终于加盟《中国报》，挑起了编辑主任职务，兼顾《中国报》与《新晚报》的新闻编务；《新晚报》是一份策划中的新报纸。
1986年4月下旬，我前往陈秀连路的《中国报》总社报到。那是一个车子经过也会尘灰飞扬的地带，路边几个食摊，就是吃午餐或小休喝茶的地方，很有老百姓挥汗干活的生活景象。
报社是一座独立的4层楼建筑物，不新不旧。集结号响起，就位的采编高层却令人刮目相看。大家来自不同报馆，摊开名单就有林通光、黄超明、王金河、吴彦华、悄凌、彭早慧，加上我本人以及其他部门主管，以当时声势而言，这是华文报业的一支精英大队。
领军的报老板周宝振，人称报业奇才，办事运筹帷幄，敢开新风。他名下的生活出版集团，有许多知名刊物例如《生活报》、《新潮》等等。
《中国报》历史悠久，长期以来的编辑部运作，依循传统作业模式。新时代有所要求的人员素质或器材设备，显得比较保守、过时。新的管理层入驻，需要有一个全盘检视与磨合的过程。
我特别重视编辑的工作习惯、时间观念。例如，编版流程中，发现编辑是不画版样的，而是丢给打字部的排版员发挥。结果标题大小、编排位置，时常是要看排版员留出来的空间处理，而未必恰当地反映新闻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遇到新闻稿过长时，就直接删掉后面那部分的文字。
报纸是每日出街产品，时间掌控极其重要；从采访、编辑、排版、印刷以至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状况，就造成中断与延误。
新的管理层进驻时，保留十来位原有的编辑，包括多位年纪较大者。经过多番观察与交流，我心里难免担忧，有些陋习如果没有纠正过来，这支队伍将无法承受未来大改革的挑战。
按照计划，同一组人要挑起日、夜两份报纸的出版工作，时间压缩、工作紧凑可想而知。1986年4月28日，第一次进行全厂实战测试时，有位叫苏子春的年长编辑，觉得承受不了，便辞职不干了。
5月1日，《新晚报》在一场混乱，却能按序完成的冲刺下，终于面市。我和多位主管，跑到楼下印刷部看印报，那种断纸时的喊停声，奔忙声，叫人神经绷紧。转身看到报贩摩哆队，又感到振奋无比。催生一份报纸，太叫人激动了！
《新晚报》如期创刊，标志着筹备多时的出报计划，踏出第一步。接下来，就是《中国报》复刊的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