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的守夜人：老报贩】

在数码洪流中递送纸墨香

《中国报》迎来创刊80周年，而杨金发的卖报生涯恰好占据了其历史的一半，这份情意结，深植于日复一日的晨昏之中。

从昔日门庭若市的黄金岁月，到如今网络冲击下的顺势而行，杨金发与《中国报》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奋斗史，更是传统媒体面对时代洪流的缩影。他风雨不改的坚守，诉说着一份对新闻的热爱，以及对那份纸墨香的深厚眷恋。

↑ 《中国报》迎来创刊80周年，而杨金发的卖报生涯恰好占据了其历史的一半，这份情意结，深植于日复一日的晨昏之中。

杨金发于1984年时19岁之龄，因缘际会从一位欲赴台湾工作的报贩手中顶下了这门生意。彼时，他的母亲在同一地点经营面摊，他便在旁摆起了一张小桌子，开始了他的卖报生涯。

那是一个报纸百花齐放的年代，除了《中国报》，他还曾销售《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大众报》、《联合报》、《民生报》、《生活报》和《通报》等多种报纸。然而，在众多选择中，《中国报》始终独占鳌头，销量遥遥领先。

↑ 19岁的杨金发于1984年时，在和其母亲同一地点经营面摊旁摆起一张小桌子，开始他的卖报生涯。杨金发说，1990年代报摊生意迎来黄金时期，销量从最初一天的十多份一路飙升，最高峰时《中国报》甚至能卖到一两百份。

杨金发回忆道，从早期的《新晚报》后来转为《中国报》，其夜报在市场上特别好卖。尤其是1990年代，报摊生意迎来黄金时期，销量从最初一天的十多份一路飙升，最高峰时《中国报》甚至能卖到一两百份。

他认为，《中国报》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在于其独特的彩色版面和精美排版，比当时多数黑白报纸更具吸引力。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如四川地震或槟城北海码头灾难，报纸销量更是夸张地暴增，甚至出现顾客争相抢购，报纸供不应求的盛况，让杨金发记忆犹新。

随着时代变化，杨金发的报摊也经历了几次转变。他从最初的街边摊位，于1999年搬进了店面经营。早期主要销售夜报。当夜报停刊后，他便转为销售早报，并将商品扩展至杂志、漫画和参考书，以适应市场变化。

然而，随着网络科技和智能手机在21世纪普及，对传统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杨金发感叹，如今的报纸生意越做越少。

面对年迈和几乎无利可图的现状，他坦言现在只是“过日子”，甚至无法给自己支薪。他注意到，报摊已几乎没有新顾客，主要读者群是50岁以上的人，年轻一代对报纸的兴趣寥寥，这也让他对行业的未来感到忧虑，看不到“接班人”。

尽管艰辛，他对《中国报》仍怀有深厚情感。他认为，在数码时代，报纸对老一辈人来说依然重要，能提供不同的资讯获取方式。

在《中国报》80周年之际，他与妻子李翠旋衷心祝愿：“希望《中国报》能够长长久久，永远有读者”，这份简单的祝愿，承载着一位报贩40年来对新闻事业的深情与期许。

在杨金发的卖报生涯中，早期的市场竞争激烈，众多报章百家争鸣。然而，《中国报》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在销量上始终力压群雄。

杨金发清楚记得，当其他报纸只能卖出二三十份时，《中国报》的销量却能轻易突破百份，甚至在高峰期达到200份。

他认为，这份巨大的差距源于《中国报》早于同行引进彩色版面，其排版设计也更具吸引力，让读者“看下去就很喜欢”。

此外，包含“马票成绩”等贴近民生需求的内容，都让《中国报》在当时脱颖而出。特别是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例如四川地震或北海码头灾难时，人们对资讯的渴望达到顶峰，《中国报》往往会成为抢手货，甚至出现“不够卖”的盛况。那种读者焦急等待、甚至“抢”报纸的紧张气氛，至今仍让他历历在目。

杨金发的报摊，最初是从母亲的面摊旁延伸而出的。他在19岁时接手这份生意，从一张简单的小桌子开始，开启了40年的卖报人生。除了杨金发本人，他的妻子李翠旋也一直是他身边的重要帮手，共同打理这份家族事业。

回顾过去，卖报收入曾足以养家，支持他成家立业。他们也曾将业务扩展，从街边摊位搬入店面，并销售杂志、书刊等，以适应市场需求。

然而，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报业的生态，也影响了家庭的传承。杨金发膝下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已是2000年代后的新生代，他们对报纸毫无兴趣，更倾向于使用手机获取资讯。

这使得杨金发的报摊面临“没有接班人”的困境，预示着这份曾经风光的家族事业，或许将随他这一代而告一段落。

杨金发将自己的卖报生涯形容为“风吹雨打的生意”，概括了这份工作的艰辛与不确定性。

他回忆起早年报纸送达时间不固定，顾客焦急等待，送报人却迟迟未到的紧张情景。这种对时效性的高度要求，是报贩日常承受的压力。

如今，随着报纸销量锐减，利润也所剩无几。杨金发坦言，现在的收入仅够“过日子”，几乎没有盈余，甚至无法给自己发工资，可谓接近亏损。

尽管如此，他仍坚守岗位，因为他相信对于老一辈而言，阅读报纸是获取资讯的良好方式，也比长时间滑手机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