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城市沉睡，有人刚结束夜生活，有人早已入梦，而有一群人却在黑夜里准时“上班”——他们不是夜归人，而是报纸代理与派报人。
凌晨的城市沉睡之际，却是代理与派报人一天的开始。
每天凌晨1时30分起，报车便会陆续抵达代理处，一捆捆报纸迅速卸下，随即进入分工流程：点算、拆捆、分类、分流、记录。
这一切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最迟凌晨3时30分前，所有报纸必须完成分派，让购报人、报摊与派报人依序领取。地面铺满报纸，看似凌乱，却在分工下变得有序。
代理需精准的安排领取顺序，从外到内分流，避免任何延误影响整体流程。每一批交接都要迅速完成：收钱、点算报纸，简单却不能出错。
当最后一批报纸派完，时间通常已接近清晨。清理后短暂休整，中午约12时收工，下午2时至4时小睡，为下一轮凌晨循环做准备。
这份工作及生活作息颠倒、收入不高，但仍有人默默坚持多年，只因为“报人精神”——只要还仍在等着一份份报纸，透过纸张阅读世界，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留下的这群人，默默的付出，努力的工作着，只为让清晨的门口、早餐的桌上，始终有一份带着油墨香的等待。
■投身40年 每天与时间竞跑。
凌晨时分的甲必丹谭扬路小巷内，总是灯火通明，作为《中国报》芙蓉总代理的NS Distributor 企业，正在报纸与订单之间，与时间赛跑，忙得汗流浃背。
业者李智信（68岁），人称“排骨”，已投身这一行40年。早年以印刷杂志为主，25年前转向中文报代理为主，如今仍坚持运作。他笑言，自己最期待的是报业能否宣布每一个月1日都是报业假期。
李智信坦言，这一行全年无休，即便是一年仅有的数天报业假期，也难以和家人一同出游。行业利润不高、人手难请，许多事务必须亲力亲为，目前由他与妻子关翠仙及儿子李天伟共同经营。
他说，报业作息颠倒，突发状况更是常态。一旦印刷厂机器故障、罗厘延误，或遇大选及重大新闻导致印刷延迟，电话便会不断响起，整间店瞬间进入“炸锅”的“紧急状态”，每天都在与时间竞跑。
他负责芙蓉县逾50个报摊及数十名业者的报纸供应。除元旦、农历新年、开斋节、屠妖节、圣诞节及劳动节的报业假期，几乎全年工作。即使短暂休息，也难以真正放松，若要出远门，往往只能与儿子轮流顶岗维持运作。
■杨金贵（芙蓉派报人，67岁）：
派报这一行，真的不是普通人愿意做的，42年的凌晨赶早爬起派报，我早已从艰辛变成习惯。
我和哥哥杨金坤曾一边派报、一边到打铁厂工作，直到孩子长大才逐渐放慢脚步。派报人之间有时也会互相支援，若有人休息或出国，其他人会帮忙顶上；若罗厘延误，大家也必须一起赶时间完成派送。
我们从1983年开始派报至今，见证了报纸价格从每份60仙涨至2令吉20仙，派送量则从500至600份减至约300份，每天凌晨4时开工至上午10时。
年轻时我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派报途中遇上意外或打劫风险，甚至曾在清晨见过巨蛇横过马路。那时候还要担心一家大小吃饭有没有着落。
现在我们其实是退休了，但还是继续做。一来是习惯，二来是行业无人接班。
■杨金坤（芙蓉派报人，70岁）：
还记得从前骑着摩哆穿梭花园与新村小巷派报时期，即使是雨天还是要出门派报。现在我多数在代理处帮忙，负责点算、拆捆、分类和分流。
回忆过去若是雨天，骑摩哆出门前摩哆前后一定要用帆布盖好报纸，我们再一手骑摩哆、一手派报，把报纸准确丢进订户家中。有时大雨来袭，就只能暂时躲避，迟了派送，有人理解，也有人会不满。
这份工作最考验的是记忆力与平衡感，每天约600份报纸，要记住每一户订什么报纸、送到哪里。丢报纸也要有技巧，不然会打到车窗或窗户。
多年来，我也经历过意外，包括报纸误伤车窗，甚至曾不慎丢到一名突然走出来的老妇额头。有的顾客会体谅，有的会要求赔偿，压力其实不小。即便如此，我仍坚持至今，只因这条路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陈传武（芙蓉报摊摊主，76岁）:
卖报纸于我而言不是工作，而是我生活和人生的一部分。年龄不是局限，有人要买报纸，我就继续卖。
我常和身边人分享：我们就是要笑对人生，我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和老友聚集，是在守着一种习惯，守着一群每天都会出现的老朋友。
我年轻时主要在永赞花园一带卖报，后来为了追妻迁至邓普勒一带，一边卖报，一边到新加坡街嘉丰贸易打工卖碗碟，如今儿女长大了，我专注守着这个小报摊，下午再帮孩子载送孙儿放学。
这里很多人我都认识几十年了。有些是1969年起的顾客，几十年来，从他们还是孩童到成家立业，也从骑摩哆派报到如今坐在茶室前小摊位前守候。
每个清晨的相遇都不是交易，而是一种问候。有熟客走来，不用问就知道对方要哪一份报纸；对方也习惯了，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角落，看到我和我的灵鹿轿车。
■李天伟（NS Distributor企业，36岁）：
这些年来最令我佩服的是父亲李智信的记忆力，无需翻看记录，也能准确记得每一名派报人取报时间与报份。派报圈子虽忙碌，却像一个小社区，彼此熟悉却少寒暄。只要有人没来，就会马上察觉并联络。
白天，我自己经营宠物日托作为副业，但凌晨的报业节奏，仍是生活的核心。我18岁开始接触报业，25岁正式全职协助父亲，如今负责统筹每日订单、结算与报摊联络工作。
凌晨时分，我与家人一同在店内运作，协助分发与核对报份。这工作是体力和脑力的结合。这行不仅要早起，还要准备零钱、整理订单，并提醒顾客若不取报需提前通知。
■夫妻档报摊撑起一个家
66岁的邓玉萍坐在沉香路《中国报》芙蓉办事处对面的报摊前，说起过往的经历时，语气带着一丝余悸。
她与67岁的丈夫劳兆洪，经营“夫妻档”报摊已有十多年。看似平静的清晨生意，背后却曾经历过两次抢劫，其中一次发生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她回忆，当时劫匪一个拿榴梿，一个拿剪刀打劫，当时她紧护着所有财物，但最终还是被对方强行抢走约700令吉财物，还造成手臂受伤。
尽管如此，这个报摊仍每天在凌晨3时开始运作。她与丈夫从芙蓉一带取报纸，再载着行动不便的儿子一同回到摊位，清晨约4时30分准时开摊，一直忙到上午10时许、约11时收摊。
她说，早年在万胜兴香烛神料店门口卖报时，每天可卖数百份《中国报》，如今各报销量已降至约55至60份，但生活仍要继续。
为了补贴收入，她也兼职售卖面包、糕点与水果，靠卖报纸及这些收入养大四个孩子。
■刘振盛 ──文丁报摊的守护者
78岁的刘振盛，是文丁一带少数仍坚持经营报摊的老一辈业者。他回忆，70年代初，一份《中国报》仅售20仙，约1980年起每日清晨5时开摊，鼎盛时期每日可卖约千份报纸。
他自1971年起与姐姐共同经营文华文具店开始卖报，如今店铺由儿子刘昌安接手并更名为文昌文具店，但报摊仍由他与75岁的妻子李桂英继续主力打理。
为防失窃，早年他还用铁笼锁报，由他与罗厘司机各持一把钥匙。如今《中国报》多数改由儿子派送上门。
夫妻俩从结婚后便一起投入报业，李桂英笑言，两人当年因她在文丁工厂工作，刘振盛常往返芙蓉与文丁和她“约会”，最终选择在文丁落脚经营文具与报摊。
刘振盛感叹，报业艰辛多年不变，同行很多已放弃，但还是有人每天来“打卡”买报，虽然顾客多为长者，年轻人已逐渐转向手机阅读，但他仍选择守着这份习惯与坚持。
■一叠报纸失窃， 牵动整条供应链
报纸有价，导致报纸常被贼徒盯上偷走！
据了解，“报纸失窃”情况在派报行业并不罕见，却是派报人最“伤”、“痛”的损失。一旦整批报纸被取走，基本等同当天白做，几乎血本无归。
当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代理必须立即介入协调，避免影响后续派送或报摊供货。李智信与业者们往往需在短时间内重新分配货源，若当天报份不足，还得临时向其他购报摊调度“凑报纸”，尽量补上缺口。
据了解，失窃的报纸多会被转手处理，有的被当作旧报纸变卖换取现金，也有流入大市场，被菜贩、鱼贩用作包裹商品用途。
一叠报纸的消失，看似小事，却在凌晨的供应链中，牵动着派报人一天的收入与运作链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