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庄宗南（下篇）
曾几何时，夜报乃是中文报业兵家必争之地，“求真、求快、求好”都在争分夺秒之间，时间就是造王者，一切都是它说了算，而出任《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期间，庄宗南不只亲自掌舵编采流程，也亲身监督印刷厂房、发行据点，甚至跨州亲送夜报，务求抢先别人一步，刷亮《中国报》夜报招牌，“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不做／做不到的，我做／我能”是他当年带领本报持续突出夜报重围的法门。
一张张旧照片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这是我跟随大马编辑人协会的媒体前辈们，前往中国的报社参观，随团的有我当时的老总林通光（《中国报》第6任总编辑），还有前副总编辑黄丁龙，他是打从前老总黄兆埙（本报第4任总编辑）时代一直做下来的‘中国报’人。”
“这张呢……我跟黄超明（本报前执行总编辑及前总经理）一起到台湾公干，我俩一同拜访了《中国时报》等报馆。”“以前我们都非常鼓励读者或团体参观报馆，这便是我在本报礼堂给参访团讲解报馆作业。”“这应该不是生日，但……我忘了为何有蛋糕、红鸡蛋 。”
“这是《中国报》60周年报庆，张映坤（本报第11任总编辑）已经上任了，我虽然已经退任了，但他们还是有邀请我参与其盛。”“我们办的圣诞联欢晚宴，跟摄影组同事们一起干杯。”“还有，这是‘肥版’的我……哈哈哈！”
拍摄当天，眼前这位《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庄宗南，在一堆旧照片中细述他在媒体路上的阶段性生涯，时而陷入思远、时而自我调侃。让他一直珍而重之的，是一张大大的照片合集，上面写着 “谢谢你，庄总”，那是他离开《中国报》以前，共事多年的同事们送上的心意。
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部门，这些同事都曾与他在工作上一路砥砺前行，尤其夜报当道的年代，更是一起求真、求快、求好。话说，在环环相扣的编采、印刷、送报作业流程中，他曾为了追求夜报做到“别人没有的，我有”的地步，平日都会务求出外采访的同事，把新闻分段报回来。
“这么做为了让读者知道本报总是抢先一步。”与此同时，对他而言，所有前线同事的呕心沥血之作，也必须抢在各报之先送抵读者面前，才算大功告成。因此，他对报纸印刷时间的控管极为严厉，“这也是夜报胜负的关键，特别是印刷厂周边地带，都是具优势的市场。”
据他说，当时，本报分别在孟沙总社和陈秀连路开印，吉隆坡一带市场占尽优势，而夜报抵达时间，视报摊的距离而定。“唯彭亨的关丹、森美兰芙蓉和马六甲外围，则视各报在配报排序先后而定。”他直言，夜报的发行如同行军打仗，竞争剧烈！
守候至开机声响起
由于编辑部与印刷部同设在总社大楼里，因而他是一个会亲自到印刷厂房监控流程的总编辑，“老总的责任不能止于编采阶段罢了。”此时，他顺口提到身为内容与编务的主要策划人，为了加强报纸在结构上的整体呈现，不时为了突破印刷瓶颈，常和印刷部主管争得面红耳赤。
“但大家都以报馆的利益为重，将种种难题一一克服，以致《中国报》不时能以崭新面貌赢得读者的青睐。”接着，他便走进了记忆长廊，忆述：“每一天签完最后一个版后，我会走到柯式部看看负责晒版的同事，有没有及时处理。”
“最后一个版晒完后，我便跟着锌版继续走到机房，在印刷部重地的机头处监督，直至开机印刷为止。”他要求印刷机务必在下午5点准时开机，而编辑部有个白板用来记录每天的印刷时间，哪怕迟印5分钟，也要编辑部同事给予关注。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编采部努力打拼的结果，不会因为哪一个环节出错导致延误，若是如此岂不是前功尽废， 我要让大家起码产生在一起的感受。 ”他认为，同事心里一旦有了这份感同身受的牵动，也就会在意起来，“作业自然打起十二分精神。”
如果功夫强在骨子里，那么细节也就渗透在流程里，“别小看这些细微动作，《中国报》夜报之所以强，就在于准时出版。”也别以为在掌握了印刷时间后，他的整个夜报作业流程观察任务就完成了，其实还没有呢。一个老总的夜报行动，究竟能深入到什么地步？
收费站驻守 成功无侥幸
“每一天，我都会等到发行部同事把算好、捆好的精神粮食，一捆捆报纸叠满摩哆前后架上绝尘而去，我才到食堂填饱肚子，再继续为日报的编务作第二轮冲刺。”在夜报大卖的日子里，为避开塞车等元素，本报印刷厂内备有一支被他形容为整装待发的千军万马，即是摩哆大队。
这批多达二、三十人的摩哆骑士，其重责大任就是把夜报送往各地区。有一回，他看到报纸印好并捆绑好后，负责配送的摩哆队却未抵达，于是，他拍了个视频向总执行长投诉发行部经理，他再三强调，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前面打拼的努力，不会因着最后一个环节的延误而白费。
“这是一份彼此共同承担的契约。”这种跨部门的监督文化，对其他部门固然产生压力，但也确保了《中国报》在夜报市场上维持高效率与竞争力。他直言，这种工作文化聊起来或许有点抽象，却是本报确实且踏实存在着的独有文化。
“我不懂别人怎样看自己，但我觉得在做对的事情，且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难能可贵的是能获得同事们的谅解与高度配合，只能说感觉欣慰。”他认为，许多年来，本报夜报之所以成功，全凭整个作业流程高度配合，绝无侥幸。他打从心底向当时一起并肩作战的各部门同事致谢、致敬。
期间，他分享了一个小插曲，他曾经在摩哆大队载满报纸出发前，在一位部门经理的陪同下，开车赶到鹅麦收费站旁的空地守候，“无非是要知道我们的夜报摩哆队伍，是否比竞争对手抢先抵达， 然后改为由等候的中型啰厘接力， 转运至关丹一带的夜报报摊。”
载夜报返乡 刷亮老字号
他继续提到，在某届马华党选总会长之争，至夜报截稿后仍迟迟未见成绩揭晓，于首轮夜报印发后近四个小时，编辑部毅然作第二轮改版，独家刊登党选最新结果。眼见只有少数代理折返取报纸，他当下萌生了一个念头……
他要让位于家乡芙蓉的读者群，也能第一时间看到新鲜出炉的封面头条，于是乎，他不顾时间有多夜，也不理会路途有多远，就直接将两、三包刚印好、改版过后的报纸，马上放进自己的汽车，然后亲自开快车赶到芙蓉。
“我们不能安排罗厘载过去，因为张罗起来会延迟抵达时间。”当他将新鲜滚热辣的夜报送到小贩中心那一刻，他一心只想让读者知道，这份报纸对每一个地方、每一则重要新闻重视的程度。对他而言，那天夜里，那一条熟悉的返乡之路，多了另一重意义。
他直言，这么做可以在地方上建立或巩固《中国报》的口碑，继续刷亮这个老字号，“起码读者会称赞《中国报》：昨天夜报就有新闻刊出来了！别人不做或做不到的，我们都做且都能。”这种拼到底的精神，再次体现了《中国报》人，在追求新闻时效性上的执着。
也正是这种接地气作风，让他与发行部、派报公会成员、代理商之间建立了深厚情感，即使他已经退休近十年，当年的派报伙伴在聚会时，依然向他发出邀约，且津津乐道提起当年事。那一天，与我们一起穿越旧照、细说当年之后，他赶赴的下一场聚会，约的正是派报同业老战友。
转换跑道 任总执行长
《中国报》之后，他职涯的下一站在《南洋商报》。“我担任南洋报业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黄思华的个人助理，那是一段过渡时期。不久后，当上了《南洋商报》总执行长，由编缉部转入行政体系。”这个转变于他意义大，“首次真正理解一份报纸的成本架构与行政运作，包括广告业务的艰辛。”
在拥有了总编辑的编采经验，又具备了执行长的行政视野之后，这为他在编务与业务融合（编业合一）的工作上带来百分百的优势，也是他在报业生涯中最宝贵的经验与收获，那一段日子里，他有种豁然开朗的心境：“我赚到了耶。”
从入行到退休，他在报业走过 41 年岁月，并以“认真以待”来形容自己对这份生命志业的态度，“尤其在《中国报》期间，经常是早上六、七点到上班，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回首那一段当老总的岁月，自己的使命感在于赋予报纸新生命，而非墨守成规。”
这段漫长报人生涯，他见证大马政坛的风云变幻，也经历了事业的曲曲折折。“对我而言，无怨无悔，因为这份事业养活了我们一家人，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这份幸运不完全源于自身努力与付出，更在于一路上的遇见。
他打从心底说道，从《中国报》到南洋报业的过程中，他遇见了许多用行动相挺的上司与管理层，让他得以坚持新闻原则之余，也跨过新闻风口浪尖，虽然这条路并非一马平川，甚至充满挑战，但他始终抱持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心态，以面对种种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