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庄宗南（上篇）
年少养成“报纸捞饭”习惯，因而对报馆有所向往；毕业后，如愿展开报人生涯，更在大马中文报业竞争最激烈的“黄金时代”，当上《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见证报业从各据一方到面临数码转型前夕的辉煌。他以老总的第一视角做客此间，畅聊那些年单打独斗的中文报报业脉动、拼尽全力的《中国报》文化，还有领先同业的创新编务，以及跨部门编业合作 。
庄宗南于1953年在森美兰出生，随后于芙蓉中英华小及圣保罗书院完成中小学。在那个电视机尚未出现在其生活里的年代，报纸售价每份才2毛钱， “除了电台播报新闻以外，报纸是主要资讯来源。” 因此，“一手吃饭，一手翻报纸”成了少年时的习惯。
如果边吃饭边看电视的景象被形容为“电视捞饭”，那么他的这个日常举动就是“报纸捞饭”了。他也常往茶室、会馆或旅店跑动，只为争取免费阅读不同报纸的机会。他继续沉淀在回忆之中，并笑指，报纸的报导毕竟慢了一天，“那时候，大伙们都得挨近收音机。”为什么呢？
“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收听汤姆斯杯羽球大赛、 默迪卡杯足球赛的直播呀。”出自于这股对体育的热爱，他常常通过电台听直播，然后，翌日翻报纸追看球评。当然，他也追看其他版面的新闻，“最爱阅读的，是体育、国内新闻、 国际以及副刊文艺，几乎从头版翻到最后一版。”
曾经一度， 他也跟着他人给报章投稿，“写写小诗和散文。” 这成了他向往进入报界的初衷与导因，中学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北上吉隆坡进入《建国日报》。当时正值70年代初期，这份属于霹雳怡保的地方性报纸，在被收购后，搬到八打灵再也一间印刷厂，从美国订购最先进柯式彩色印刷机，以扩展为全国日报。
他从校对开始做起，随后跃升为国际电讯翻译、助编、执行编辑。在升上助编前，曾经被当时的广告部经理大力拉拢成为广告员，然而，他对编辑工作极为向往，加上人事部经理的游说下，“坚定了我留在编辑部的决心。”既然当初热爱体育，为何不转当体育记者呢？
“想到一跳就是助编，高兴都来不及了，想都没想过当记者。”《建国日报》停刊前一个月，他于1986年年中加入《新晚报》及《中国报》，从编辑主任、执行编辑、助理总编辑、副总编辑荣升到执行总编辑，并于2002年至2006年初出任编采部最高掌舵人─ 《中国报》第10任总编辑。
“拼”是精神亦是态度
他声称，这段四年老总任期，是报业最辉煌，也是《中国报》面对压力最大的时候，“那几年是大马华文报业，处于竞争最白热化的时期，报馆之间处于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状态。”他忆述，自2001年发生《中国报》与《南洋商报》收购事件后，直至2008年“世华媒体”才成形。
因此，在实际运作上，各报仍展现出自主竞争局势，那是一个多媒体尚未成熟的年代，“虽然业界已预感到数码时代即将来临，但尚未真正运用在日常运作之中。”那个时候，《中国报》的发行量处于历史高峰，夜报报份更是遥遥领先群伦。
“每当晚报出版时，报摊都有读者在等候购买报纸。”他认为，本报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中仍站稳脚步，很大度归功于延续自1986年周宝振家族时代的工作文化，“就一个‘拼’字。”他口中所说的，是拼尽全力的精神。
在他的记忆里，周家接手经营《中国报》初期，馆方只能按各级主管的表现，将和商家通过对敲方式获得的礼品当奖赏，“但整个团队仍全心投入工作。”哪怕千禧年代前后，领导层有所更迭，同事们仍有着同种精神与目标。
“我们始终向中文报报份第一作全力冲击。”这种要赢的思维落实在日常工作中，他仍记得，每当晚报出版后，各组主管都会第一时间对比各报新闻，确认自己在哪些报导上胜过或落后对手。“正是这种内部自省文化让《中国报》在突发大新闻与接地气报导上保持领先。”
创新版面 赢口碑
从校对、助编、执行编辑等出身的他，在岁月里不断雕琢下，自然终见锋利。当上老总后，其编务方针更自成一套，兼具丰富内容与编务创新。他认为，编辑应具备掌握版面平衡，以及新闻优先排序的编排能力。他推行一系列编务手法的变化，信手拈来就有双头条与封面设计。
“当发生重大事件时，我们会采用套报方式，在正常报纸外加一张四版或八版的直击报导，形成双头条的视觉冲击。”同时，他主张封面应具备吸睛力，也曾将横排大标改为直题，甚至大胆地从报耳开始垂直排列下来，突出视觉亮点，让读者耳目一新。
他还曾不惜用半版乃至全版刊登一张大照片，配上大标题来凸显重大新闻。在当时，这是领先同业的非一般举措，“这种呈现手法，随后蔚为风潮。”除了在报导大事件时经常以双封面呈现， 为了取得更大视觉效果，“我们也在内页中间对开版，同样以双联版（跨版）方式编排。”
他说，这是编辑部、柯式部与印刷部经过深入探讨与磨合之后，以突破印刷结构上的限制而达致，“这种呈现方式逐渐成为《中国报》特色， 赢得好口碑！” 这种主动创新举动，让《中国报》在各种新闻报导的呈现上，始终维持创新与鲜明的形象。
全彩画页是《中国报》复刊以来重中之重版面，他坚持保留传承下来的C封底画页特色，并且经常鼓励编采部同事，在上、下班途中充当耳目，观察四周民生问题，再收集全国同类型事件，制成画页主题，藉此引起地方政府和议员们的关注。
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走到哪里都耳听八方、眼观四方，画页于他不仅讲究照片严谨的甄选、角度的裁剪、大小的排序呈现，再配以精确的引言和说明，更具对社会的监督功能。与此同时，他在内部设立类似新闻奖的竞赛，从而提升编辑素质。“每三个月评选一次优质版面，并由报馆出钱给予奖励，激励编辑同事精益求精，以保持报纸的最佳水平。
特别专案 值收藏
他还策划了许多“特别专案”，“也就是针对特定重大事件，制作精美专辑或册子。”据他说，这些专案内容包罗万象，出任老总的第二年，他便遇上我国第四任和第五任首相交接的大事件，彼时，他当机立断领着编辑部同事推出“首相引退．副揆接棒”专辑。
这份特辑的封面采用了横版排式，左右上侧分别有卸任的敦马哈迪及接任的敦阿都拉头像，中间部分则是本报员工们举起右手，向敦马表达感谢，并对敦阿都拉送上祝贺。如今回看，这个版面构图，依然极具视觉效果；至于内里的全彩画页，同样具有吸睛力。
它采用了他先前所说的，内页中间对开跨版方式编排，这辑画集可见到卸任与接任首相的真我风采。在文字内容方面，除了有新、旧首相的生平纪事，还有政治人物、华团领袖等的期待，当中有理性分析亦不缺感性追忆，这可说是一份有收藏价值的专辑。
另外，为贴近读者需求而推出随报附送的《足球报》，这份小开本周刊特别集中火力报导世界各大足球联赛。虽然增加纸张意味成本增加，但在当时报馆盈利丰厚背景下，这被视为一项值得的投资，“这是一种附加价值，自然吸引大量读者。”
还有一回，国内发生严重骨痛热症，为了让防患观念从小扎根，身为老总的他亲自联络吉隆坡州立华小的董事长拿督杨天培以作安排，随后，率领同事们携着大批特印专辑到该校，并亲自上台向挤满整个礼堂的全体师生讲解“防蚊”知识。这种亲自走入校园的举动，展现了本报与读者同在、关心社会的形象。
他也从世界报业大会中吸取“编业合一”观念，打破传统上编辑部与广告部壁垒分明的局面。他引进文宣概念，将商家需求转化为新闻式的广告，“只要符合报馆利益，但不损害新闻原则，以新闻方式呈现广告，能让读者更易接受。”这也是本报在编务与业务上的重要尝新。
